里籍章丘、历城之争
李格非与李清照系父女，尽管学界对李清照的籍贯做了更多的探讨，实际上更多线索和考证是来源于其父李格非，因此有必要厘清李格非的里籍。如果把里籍的方域落脚到城市，李格非的籍贯是济南无疑，而因为史料不够充足，所以争论之处在于到底是章丘还是历城。目前学术界多倾向于章丘一说。《宋史?李格非传》载，“李格非，字文叔，济南人……妻王氏，拱辰孙女，亦善文。女清照。”相对可靠的正史资料记载他是济南人，不过宋时济南辖历城、章丘、长清、禹城、临邑五个县，因此不能进一步判定更具体的籍贯范围。也有学者因当时济南治所在历城，认为李格非是历城人。清朝初年，晚年卜居在济南的山东德州诗人田雯，有一首诗作《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》收录在其诗文集《古欢堂集》中。诗云：“跳波溅客衣，演漾回塘路。清照昔年人，门外垂杨树。沙禽一只飞，独向前洲去。”诗作本身并没有太高的艺术价值，不过学者们却从诗题中找到了判断李氏父女籍贯的线索。清人俞正燮据此在其《易安居士事辑》中判定，李清照故居在“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”，因柳絮泉在历城，故而判定李氏父女为历城人。年，趵突泉公园内修建了“李清照纪念堂”，郭沫若为其题词曰：“大明湖畔，趵突泉边，故居在垂杨深处；漱玉集中，金石录里，文采有后主遗风。”郭沫若的题字表示他认同李清照故居在柳絮泉（柳絮泉位于现趵突泉公园内），此后，柳絮泉一说影响甚大。不过此说仍然有很多疑窦，不足以让学界信服。基本奠定了今天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即李格非里籍是章丘的文章，是时任济南市博物馆研究员的于中航在年6月15日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的《〈廉先生序〉碑与李清照里籍问题》。在此之前，于中航在章丘县（今章丘区）明水镇（今明水街道）的廉坡村考察时，发现了李格非所撰写的《廉先生序》石刻。清道光年间的《章丘县志》载，李格非于宋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撰《廉先生序》一文；三十七年后，即宣和五年，廉氏孙始刻之于石，并由李格非侄子李迥题跋于后。元朝时，“以劫火之故”“坼裂不可植”。廉氏后人重新刻石，立于元至正六年五月。据序文的内容，廉先生是当时很受当地文人敬重的一名隐士。石刻已经残破，于中航找到了残碑四块，虽然有不少文字缺失，但是仍保存了重要的署名部分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于中航列举了几条证明李格非里籍的材料。第一，序文最后署名“绣江李格非文叔序”；第二，序文中，李格非自称为廉先生“同里人”；第三，李迥题记：“迥忆昔童时，从先伯父、先考、先叔西郊纵步，三里抵茂林修竹，溪深水静，得先生之居，……先生既殁，先考评其为人，先叔作序以记名实……”
根据这几条材料，于中航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，李格非是绣江人。绣江是章丘的主要河道，故绣江是章丘的代称。他还进一步考证，绣江河发源于章丘县明水镇的百脉泉，注入小清河，明水镇西距廉家坡三里，而李迥跋语所说，“西郊纵步三里，……得先生之居”，判定李格非的家就在绣江河发源的明水镇。《廉先生序》残碑现在济南市博物馆展出，碑刻上“李格非”字样清晰可见。由于于中航的这篇文章既有实物，也有史料佐证，故而影响非常大，除了少数质疑之声，几成定论。年，李清照研究学者邓红梅在东南大学学报发表《李清照里籍考证中的新问题》中列举了另一条例证。清人汪珂玉的书画著录著作《珊瑚网》中有一条关于李格非里籍的记载：“与人简犊，事尽则言止，至唐末尚然。元祐庚午三月丙子绣江李格非题。”邓红梅认为史料中两次出现“绣江李格非”之语，二者互为证明，不应皆伪。所以，李氏父女籍贯为章丘应该可信。还有一条证实“章丘说”的线索是，李格非的友人、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晁补之在《次韵太学宋学正遐叔考试小疾见寄》诗中有“结交齐东李文叔，自倚笔力窥班扬”的句子。而《廉先生序》中也有“齐东胡山”的说法，指的也是章丘无疑。综上来看，李氏父女籍贯章丘具有了可靠的证据，“章丘说”是有几项实据的主流观点。不过学术界仍然有少数不同声音，主要疑点在于对《廉先生序》碑文真实性的怀疑，以及《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》这首诗的诗名等等，均没有非常可靠的证据，说服力比较弱。至于清人田雯的《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》这首诗作言明李氏父女故居在柳絮泉的线索，其实有另外更合理的解释。济南文史学者周长风曾撰文《李清照故居可在济南柳絮泉上？》一文，文中提到了这个观点：“里籍与故居不能完全画等号，里籍不一定有故居，故居也不一定在里籍。”如济南亦有老舍故居，是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时所居住过的地方；北京亦有鲁迅故居，这与其人籍贯在别处并无矛盾。如此来看，李格非故居在历城，里籍在章丘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。“有义味”的诗文风格李格非著作颇丰，见于文献记载的有《礼记精义》十六卷、《史传辨志》五卷以及《洛阳名园记》《永洛城记》《历下水记》等。南宋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还记载，北宋时曾刻有《李格非集》四十五卷，还有其他史料记载李格非有《济北集》一部，不过绝大多数都已经散佚。如今能看到的多是后人从《墨庄漫录》《后村诗话》等文献中辑录的，且多为残篇，完整的仅有《洛阳名园记》一卷。在当时，李格非文章享有很高的声誉，宋人尹少稷甚至称其文“自太史公之后，一人而已”。虽有过誉之嫌，但至少说明宋人有此一说。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中还记载了他的文论思想。他说：“文不可以苟作，诚不著焉，则不能工。且晋人能文者多矣，至刘伯伦《酒德颂》、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，字字如肺肝出，遂高步晋人之上，其诚著也。”可见李格非欣赏刘伶《酒德颂》，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这样以气、诚为主，真实自然、感情充沛的文章。李清照的号也正是出自《归去来辞》中的“审容膝之易安”，很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。在李格非存诗不多的作品中，小品文《破墨癖说》可谓一篇杰作。文章写有人以贮墨为癖，而作者对此不以为然，并且引出了一段极富辩论性的对话。客复曰：“余说未尽，凡世之墨不过二十年，胶败辄不可用。今吾墨皆百馀年不败。”余曰：“此尤不足贵，余墨当用二三年者，何苦用百年墨哉！”客辞穷曰：“吾墨得多色，凡用墨一圭，他墨两圭不逮。”余曰：“余用墨每一二岁不能尽一圭，往往失去乃易墨，何尝苦少墨也？唯是说刷碑印文书人乃常常少墨耳。”客心欲取胜曰：“吾墨黑。”余曰：“天下固未有白墨。”到文末，李格非通过“破墨癖”这件小事，引发出一个长久以来值得思考的大问题：小到个人，大到天下，处理问题是讲究实用还是贪图虚名？最后，作者将贪图虚名的危害上升到“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”的高度，发人深省。全文不过多字，却立论高明，行文充满气势，畅快淋漓又极富感染力。这篇文章的辩驳风格颇有几分王安石《读孟尝君传》议论脱俗、气势轩昂之风。李格非为北宋文章名流，南宋刘克庄评价他的文章，“文高雅条畅有义味，在晁（补之）、秦（观）之上。”认为李格非的文章甚至比“苏门四学士”中的两家晁补之、秦观还要好。就仅存作品来看，刘克庄的评价或许还是比较公允的。如作于宋哲宗绍圣二年（）的《洛阳名园记》，记述了洛阳诸多达官显贵的19处园林，语言清浅晓畅，声色俱佳。在这篇文章的跋文《洛阳名园记论》中，李格非表明了写这篇文字的意图，最后的议论颇有高度，提高了全文的思想境界和文学价值：且天下之治乱，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；洛阳之盛衰，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。则《名园记》之作，予岂徒然哉？呜呼！公卿大夫方进于朝，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，而忘天下之治忽，欲退享此乐，得乎？唐之末路是已。这篇跋文认为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标志，而洛阳园林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标志，国政好坏实为园林兴废的原因，士大夫们要保有园林就必须关心国家政局。言语之间，文中充满对北宋国势危殆的忧虑。李格非是有一定远见的，果然，二十多年后，洛阳便陷于异族之手。按照刘克庄的说法，李格非的诗作水平不及其文。从现存仅几首诗作来看，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。辑录一首李格非的七言绝句《过临淄》作为文章结尾，这首诗说古论今，气象厚重，充满沧桑之感。李清照的《题八咏楼》一诗风格与之相像，“千古风流八咏楼，江山留与后人愁。水通南国三千里，气压江城十四州”，但父亲的更胜一筹：击鼓吹竽七百年，临淄城阙尚依然。如今只有耕耘者，曾得当时九府钱。
来源：济南时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