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崇祯《历城县志》载“济南八景”之“鹊华烟雨”图(明)周绳作
济南老城北郊散落着10余座各自独立的山峰，“鹊华”指其中最高的华山和西边与之相邻、高度略低的鹊山。华山桀立若虎牙，鹊山横展如画屏，相互对比与映衬。从济南城的高处向北望去，两山是视野中最醒目的景物，似携手而来，一同扑入眼帘。元代著名文学家、济南人张养浩在泰定元年()《重修会波楼记》描述道：“华鹊两峰，屹然剑列，峭拔无所附丽，众山皆若相率拱秀而君之。”
“鹊华”与“鹊华烟雨”的最早记载
在宋代及其之前，人们并不把两山合称“鹊华”，也不曾见有同篇描写华山和鹊山的诗文。金代开挖小清河，鹊山脚下的鹊山湖水被导引入海，华山与鹊山之前皆为沼泽、水田，渔庄农舍点缀其间。在由城中北眺的观赏者眼里，两山被相同的景物连作一体，尤其当细雨如烟、水气弥漫时，村树野径模糊难辨，其他低矮的标山、紫金山、卧牛山、粟山、北马鞍山等也似隐似显，唯有鹊华两峰耸立天边，如同点黛，蔚为奇观。应是从金代开始，人们将二山连称为“鹊华”，并认为“鹊华”景色最美的时刻是烟雨迷蒙之际，起名曰“鹊华烟雨”。
当人们对一个客观的景物——即具象——投射了强烈的情感，进行了意识的加工，在叙述、表现时注入了艺术的成分，那么便形成了寓“意”之“象”，即意象。“鹊华烟雨”就是济南这座城市如诗如画的经典意象。
“鹊华”与“鹊华烟雨”最早出现在何时?据笔者阅读所见，相关的元代文献可举三则。
山东章丘(今为济南市章丘区)人、文学家刘敏中，在皇庆元年()给历城(自晋至清为济南郡、齐州、济南府的附郭县)柴姓人家所作的墓地碑文《历山柴氏阡表》里写道：名叫柴山之人，“购地历城西北鹊华乡清河之北原，为新茔”，将其祖父母、父亲灵柩“皆以礼葬焉，实中统元年十月十一日也”。“中统元年”乃年，其时是大蒙古国时期，金朝已经覆亡，元朝还没有建立。据此推测，“鹊华乡”这一行*区划名应在金代就有了。
中统元年()任中书省掾史，至元二十八年()任南台御史中丞的魏初，有《题杨国宝》一诗：“簿书堆山日停午，坐久髭须满尘土。争如六月济南间，鹊华峰头看风雨。”
文学家张之翰于至元十五年到十八年(-)任济南提刑经历时写下《鹊华烟雨图》诗：“壁立长空剑倚云,小孤直与大孤邻。几时烟雨齐州道,遥认双溪是故人。”
《鹊华风雨图》和《鹊华烟雨图》哪个更早，今天已难以判断。但是由这两首题画诗推知，“鹊华烟雨”或称“鹊华风雨”这一景色极有可能是首先被独具慧眼的画家予以特别
《鹊华风雨图》和《鹊华烟雨图》是不是“鹊华烟雨”意象的发端，又是何时创作的呢?虽然今天不能确知，但是也可以探讨一番。
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、忻州秀容(今山西省忻州市)人元好问，于金代灭亡的第二年，蒙古太宗七年()七月游历济南，他在《济南杂诗十首》(之八)写道：“入秋云物便凄迷，一道湖光树影齐。诗在鹊山烟雨里，王家图上旧曾题。”诗后元好问自注：“王清卿家有《鹊山烟雨图》。”
王清卿，山东平阴(今为济南市属县)石硖村人，金代承安五年()进士，书法名噪一时，贞祐四年()逝于陕西东路转运司盐铁判官任上，葬于长安。元好问在此次游历济南数年后，编定金代诗词选集《中州集》，书中有王清卿小传，说其子名公茂，“今在云中”。云中，古县名，辖地今属山西省大同市。由此可知，元好问并非在济南见到的《鹊山烟雨图》，根据诗句“王家图上旧曾题”及注语，应是在王清卿生前得览，那么距元好问作诗至少有20个年头了。
华山，古名“华不注”，最早见于《左传》，春秋时著名战役“齐晋鞌之战”中最精彩的故事“三周华不注”，就发生在华山之下。唐代李白在此赋诗：“昔我游齐都，登华不注峰。兹山何峻秀，翠绿如芙蓉。”金代山前有著名的道观华阳宫。鹊山无论历史文化之丰厚，还是形貌气势之特出，远不如华山，其金元以后的巨大名声，实有与华山并称联名的缘故。
既然作《鹊山烟雨图》，似更应作《鹊华烟雨图》或《华山烟雨图》。因此有理由怀疑这幅画应是《鹊华烟雨图》，甚至与后来张之翰所见的就是同一幅。元好问毕竟不是济南人，可能对新产生的“鹊华”一语不熟，加之观画已是20年前往事，把画名记错了不无可能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大胆的假设，无法坐实，仅供大家想象吧。
但是，根据《鹊山烟雨图》在金代贞祐四年()前实已有之，其名或应是《鹊华烟雨图》推测，“鹊华烟雨”意象极有可能在金代就已经产生了。
元人齐赞“鹊华烟雨”
刘敏中有诗《鹊华烟雨》：“华峰屹如削，嶕峣独立天一角。鹊山偃以截，参差始见元气裂。悠悠二水西南来，水萦华带江湖开。洲平岸阔望不到，两山欲合川先回。忆昔扁舟随鱼鸟，翠屏玉镜摇清晓。山头忽觉云景变，风雨来时山更好。风烟渺渺晦复明，远近俯仰青冥冥。乾坤水墨人不识，短蓑容我扁舟横。一朝跼蹐埃尘底，咫尺清游隔千里。眼明今见此画图，茫然却在扁舟里。逋客归来空老矣。”此诗约写于大德八年至九年(-)刘敏中因病隐居家乡期间。诗中“乾坤水墨人不识”“眼明今见此画图”等句，便是赞叹眼前的“鹊华烟雨”景色好似一幅图画。
刘敏中与张之翰同岁，皆生于蒙古乃马真后二年()，元至元十四年()二人同为监察御史，结为好友，自此至张之翰元贞二年()去世，一直有唱酬来往。刘敏中有可能见过至少听说过张之翰为之赋诗的《鹊华烟雨图》，而张之翰的《鹊华烟雨图》诗，刘敏中则不会不知道。因之刘敏中的笔下的“鹊华烟雨”，与张之翰题诗的《鹊华烟雨图》应有承接关系。
以“鹊华烟雨”意象为特征的“鹊华”景色，被张之翰反复提起，如《酹江月·赋济南风景，和东坡韵》词句：“平地华峰天一柱，鹊倚岩岩青壁。”《会波楼赋》句：“华峰剑倚绝阿附，鹊山壁立无陂陀。”《何中丞以东山宪使遂其请，喜而作诗，用饯行色二首》(其二)诗句：“鹊华喜作迎公色，说比当年百倍青。”《寄东州诸君二首》(其二)诗句：“鹊华云尽碧参差，落日齐州道上时。”
元代其他文人也多有赞美，如延祐六年()任山东东西道肃*廉访使司照磨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钦，其《历山》诗句：“群山尾岱东走海，鹊华落星青照湖。”泰定元年()进士宋褧《渡济河马上初见近城诸山》诗句：“华山高耸鹊山东，一带烟霏翠接空。”
在元代，对鹊华景色最为钟爱且描述最多的，还是辞官归乡，居住在济南城北云庄别墅(位于今天桥区北园街道柳云社区)、天天与鹊华二山“相看两不厌”(李白诗句)的张养浩。
笔者遍阅现存张养浩诗文曲赋，找到整整20处“华鹊”“鹊华”“华与鹊”。张养浩于至元二十五年()，19岁时作《白云楼赋》即有句云：“翼截华鹊之烟雨，背摩霄汉之日星。”由此也可知“鹊华烟雨”意象这时已为济南读书人广泛知晓与认可。
华山在云庄别墅东北，鹊山在其西北。张养浩把云庄别墅称作“华鹊村”“鹊华庄”“鹊华之云庄”，把其地称作“鹊华邦”，称自己“退居鹊华山中”。他在《翠阴亭漫兴(十首)》之八写道：“两峰华鹊奠西东，老子幽居*在中。可是天公相爱甚，预为陈设待衰翁。”(*，通“正”)在《池上》诗中写道：“笑呼华与鹊，听我绰然诗。”由此可见张养浩对“鹊华”二山的深情。
还有两事可证明元人对“鹊华”景色和“鹊华烟雨”意象的艺术发现。
济南大明湖南岸有鹊华桥，于钦在其名著《齐乘》中言：“百花桥今曰‘鹊华’，大明湖南岸。”明崇祯十三年()刊行的《历城县志》卷四称：“鹊华桥，古名百花桥，元易今名，遂以百花桥名其南桥”，“两桥相望，中为百花洲”。鹊华桥并非建在鹊华乡，而是将宋代著名诗人孔平仲吟咏过的百花桥改名，可见当与“鹊华烟雨”相关。
旧时“济南八景”之第三景(据明崇祯《历城县志》排序)为“鹊华烟雨”。关于“历下八景”最早的记载，目前所知是在明代嘉靖年间，如嘉靖十六年()解元徐承祖为“济南八景”各作一首诗，实则应早于此，明代历城人刘敕在其崇祯六年()刻印的《历乘》一书中即说道：“昔人标为八景，沧桑代变，湮没者多。”当代学者张昆河《济南八景浅议》(载《济南市志资料》第七辑，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年编印)考证，“济南八景”之说始于元代。张先生之言确为的论，限于篇幅，不作引述。
《鹊华秋色图》与“鹊华烟雨”
元代天才的艺术家、吴兴人(今浙江省湖州市)赵孟頫，于至元二十九年()十一月七日来到济南，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，元贞元年()春，奉诏离济赴京，是年冬称病辞职回乡，在杭州见到了文坛前辈周密。
周密祖籍济南，其曾祖于北宋倾覆之际南渡，寓居吴兴，至此时已近年。周密晚年才移住杭州，与赵孟頫早就相识。周密一生未回过故乡，为了抚慰周密郁结的乡思，赵孟頫为之画《鹊华秋色图》。
赵孟頫应该对“鹊华烟雨”之说耳熟能详，对之前元好问、张之翰、张养浩的相关诗赋也不会陌生，因此应是特意避开已有的《鹊山烟雨图》《鹊华烟雨图》《鹊华风雨图》，而作《鹊华秋色图》。
《鹊华烟雨图》或也是画的秋天景色，这从前面提到的元好问写“鹊山烟雨”的诗句“入秋云物便凄迷”便可感知。《鹊华秋色图》相比《鹊华烟雨图》，虽有一晴一阴之不同，但是受“鹊华烟雨”的影响却是无可置疑的。
《鹊华秋色图》作成不久，周密即转赠他人，元明清三代流转多家收藏，约在清康熙二十九年()左右由著名鉴赏家梁清标献于皇庭。古时《鹊华秋色图》真迹世间难以获睹，明代虽有文徵明、董其昌等人的摹本，区区几幅，深藏书斋，观者之少可以想见。笔者所阅，元代有赵孟頫的朋友张雨为《鹊华秋色图》赋诗一首，而明代吟咏《鹊华秋色图》的诗未曾觅得。由此即可推想《鹊华秋色图》和“鹊华秋色”意象，其时应不被大众所知闻。
明代济南人津津乐道的还是“鹊华烟雨”。明朝末年的崇祯《历城县志》卷二写道：历城“北方之镇，鹊华并峙，每当阴云之际，两山连亘，烟雾环萦，若有若无，若离若合，凭高远望，可入画图，虽单椒浮黛,削壁涵青，各著灵异，乃昔人合标其胜曰‘鹊华烟雨’。自五云氏分为‘孤嶂插天’‘翠屏丹灶’，而‘烟雨’二字始无着落矣”。刘敕(号五云)在《历乘》中，将年代久远、有所湮没的“济南八景”广为“十六景”，其中“孤嶂凌霄”(非“孤嶂插天”)“翠屏丹灶”分别指华山和鹊山。《历城县志》编纂者在道出“鹊华烟雨”神髓的同时，顾不得方志体例，一吐对刘敕舍弃“鹊华烟雨”的不满。再如明代历城人、嘉靖四十年(年)举人孟醇，在鹊华桥西修建了烟雨亭(亦称烟雨楼)。
到了清代，《鹊华秋色图》在济南的影响明显增大。进入20世纪，随着传播技术、文化产业、艺术观念的持续进步，《鹊华秋色图》的名气远远超过拘于一地的“鹊华烟雨”。清代至今发生的《鹊华秋色图》与济南的故事属于另外题目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